编译：王德华

“我也是”运动从西方传到东方，从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传到中国和日本。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日本3名勇敢的女性站出来说，“我也是”。译文如下：

一天，米卡·小林在回家的路上被男人强行推进一辆面包车并强奸。八年后，也就是年，她在书中记录了这一的噩梦般的性侵犯事件。

年，一名美国大兵在日本强奸了一名澳大利亚人，她名叫费希尔。费希尔对警方处理案件的方式感到失望，她说这让她觉得自己是个罪犯，于是她提起诉讼，将自己的遭遇公布于众。

这两位勇敢的女性打破了日本对强奸的沉默。最近，另一个女人，28岁的伊藤隆敏，也做了同样的事。

英国广播公司(BBC)上月播出的纪录片《日本的秘密耻辱》(Japan’sSecretShame)聚焦于伊藤隆敏(Ito)有关年一名熟人强奸她的指控。尽管小林、费雪和伊藤的经历相隔15年，但他们的故事却惊人地相似。这三种情况都描述了警察滥用调查技术，无缺乏对受害者的支持，有时还描述了社会不愿意理解把把她们的痛苦。

一个特别令人震惊的细节是，作为调查的一部分，日本警方有时会强迫受害者用一个真人大小的玩偶来重现犯罪过程。这种“调查技术”对受害者来说是没有必要的虐待，而且是二次伤害。

根据日本政府的数据，超过95%的性暴力事件没有向警方报告，这是有原因的。在日本，谈论强奸被认为是“令人尴尬的”，公众舆论往往倾向于指责受害者，而不是攻击者。

在去年的法律改革之前，日本法律将强奸定义为仅涉及男性阴茎暴力侵入女性阴道。这使许多女性强奸受害者和所有被强奸的男子和男孩都无法寻求正义。

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强奸法的改革，扩大了对强奸法的定义，允许在没有受害者同意的情况下提起诉讼。这些都是积极的步骤，但主要问题仍然存在，包括法律和如何执行。

日本政府不应该等待受害者提出要求改变的要求，但现在应该继续改革，尽管最近有所改善，但仍然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过时和性别歧视的处理性暴力的系统。

法律仍然允许只有在使用暴力或恐吓的情况下才会提出强奸指控。这一要求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强奸往往是在没有明显的暴力或威胁的情况下发生的——例如，当某人因为害怕或震惊而无法抗拒时，或由于毒品或酒精而丧失了能力。

由于社会对性暴力的看法不断变化，世界各国都在改变法律定义，以反映对强奸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基于缺乏同意，而不是使用武力。

日本政府还采取进一步措施，培训警察和检察官，以适当和人道的方式处理强奸案，包括终止所有涉及受害者的犯罪现场重演。

日本政府也应该保证所有的受害者都能接触到24小时的热线电话以及一站式的日夜服务，并确保基于专业标准和程序的即时和富有同情心的证据收集。政府还需要确保所有受害者都能接触到受过专门训练的女警官，以处理性暴力。

政府还应继续改善其受害者援助服务，如性传播疾病的筛查和治疗、艾滋病毒预防药物、妊娠检查和堕胎服务。受害者还需要法律援助和长期咨询。

这些要求既不是过分要求，也不是新要求。

日本政府应该向这些勇敢的女性和全世界表明，她们的声音不会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