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治疗专业的医院 https://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

文/石晗旭

去年，自制药救儿子的云南父亲、因代购救命药被指贩毒的河南母亲，多次将罕见病患者的用药困境触目地撕开在大众眼前——二者孩子所罹患罕见病的背后，是已知超过种的罕见病。

据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介绍，这些已知罕见病中，超过种为严重性疾病。其中，有“95%的罕见病无药可医”，全国人大代表、荣昌生物董事长王威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将罕见病定义为患病率在0.65‰~1‰的疾病或病变，但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再加上病种纷繁，眼下我国约有万患者受其所困。“这对社会、经济、医疗等方面都存在不容忽视的影响，是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丁列明表示。

罕见病患者用药困境背后，实则也是医药企业的研发困境。一方面，大多罕见病由基因缺陷所致，药物研发技术相对前沿；另一方面，单一罕见病领域患者容量较小，令企业很难收回高企的研发成本。

因此，丁列明认为，单纯依靠企业驱动和市场机制很难解决罕见病药物研发难题，需要从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大引导和支持。王威东则在今年提出的议案中呼吁，相关部门应将罕见病诊疗及管理的系统性立法提上日程。

生活在东北一个小镇的林成北，永远无法忘记自己曾因缺药三度濒死的经历。他是甲型血友病患者，也常被叫做“玻璃人”，因为凝血功能有缺陷，一点伤口就可能致命。

年，他突发内脏出血住进ICU，急需注射“第八因子”（当时还是人凝血因子VIII）。但据他回忆，当时中国只有一家药厂生产这款药，医生推荐给他的销售手里总是断货，好多地方的病友到死也没等来一瓶。好在林成北家里人托上海的朋友找了好多关系，最终花了大价钱带回来够他用的单位，医院里输血的日子才得以结束。

随着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人凝血因子VIII在国内获批，林成北如今终于摆脱了随时被疾病带走的恐惧。

“但我们这样有药可治的，就算是花了天价，总还有点儿希望。那些根本没有药能用的罕见病病友只能是活一天算一天”，林成北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多种罕见病中，尚有95%根本没有针对性的药物。譬如愈发为大众熟知的“渐冻人”、“瓷娃娃”，眼下仍无药可医。

最近三年，王威东为了了解罕见病患者的实际情况，医院和患者的家。一个年纪并不大的视神经脊髓炎患者给他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

由于自身免疫性缺陷，这个患者的视神经和脊髓神经已经被免疫系统破坏，眼睛再也看不到东西，人也整个瘫痪在床。作为成年男子，他的体重却只有几十斤。这个病又没有办法治，他也只能这样日复一日。

“罕见病对人的健康危害大多很重，动辄致死、致残。”王威东也因此用四个字概括他所见过的罕见病患者的生活——水深火热。

用药困境的背后，是鲜有本土药企将罕见病药物作为重要研发管线，这与研发肿瘤药的热度形成鲜明对比。因而除了少数进口药及国内仿制药外，国内的罕见病药物研发几乎是一片空白。

“孤儿药（即罕见病药物）研发存在两大障碍”，丁列明在其提出的议案中指出，“一是药物研发成本高，而单一罕见病患者人数少，上市后收益不足以收回研发成本，企业研发意愿不强；二是由于患者人数少，临床受试者招募困难”。

同时，原平安创投CEO张江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约八成罕见病由基因缺陷导致，因而新药研发所需技术十分前沿，这也是本土创新的一大困难。

而一些原本可以治疗某种罕见病的老药，譬如可以治疗“铜娃娃”（肝豆状核变性）的二巯丙磺钠注射液，由于市场空间小，药企继续生产意味着亏钱，便也相继走上断供的道路。

在丁列明看来，如果寄望企业驱动和市场机制，眼下孤儿药研发的难题很难得到解决，因此，需要从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大引导和支持，降低药物研发的困难和费用，增加研发成功率和收益预期。

而与罕见病药物研发积极的欧美国家及日本相比，中国对相关企业的政策支持目前仍有较大差距。

“欧美等地区的国家有一些法案，会对罕见病药研发企业提供研发、税收优惠、专利保护、支付等政策支持”，张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也让罕见病成了国际制药巨头重点的研发领域之一，促进了这些国家罕见病患者的治疗。

以美国为例，罕见病药物研发企业可以享受专项研发基金资助、研发费用50%税收抵免、协助制定研究方案、豁免注册申请费用、有条件批准等激励政策，上市后还可以获得7年的市场独占期（儿童用药7.5年）。

近年来，罕见病正愈发得到政策重视，尤其是年5月22日发布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以及年12月实施的《药品管理法》中关于罕见病新药优先审评审批的规定，被认为是从0到1的一大步。

但据丁列明介绍，国内目前对孤儿药的激励政策主要集中在审评阶段，且更多是鼓励境外已上市孤儿药在国内上市，对国内罕见病基础研究、转化医学研究和孤儿药原始创新的激励作用尚不明显。

此前，亦有罕见病研发企业指出，国家目前的鼓励政策缺乏具体实施的细则。

对此，丁列明建议，一是应当在国家层面加强对罕见病诊治的统筹，建立孤儿药资格认定程序；

二是在国家科研项目申请上，应对孤儿药研发项目给予政策倾斜，加大对其科研经费支持；

同时，经孤儿药资格认定后，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应提供全程的研发技术支持，并开设孤儿药专门的沟通机制，豁免孤儿药上市注册费用，并明确自主研发孤儿药同样适用七十日审批政策。

另外，丁列明认为，实践中由于罕见病受试者数量少，药物研发数据重复性低，国内已有政策中数据保护的激励效果有限。因而其建议以市场独占期替代数据保护政策，即在一定时间段内不再批准同一品种药物相同适应症上市。

除此之外，高特佳投资执行合伙人王海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罕见病药物研发领域的一大挑战仍然是在支付端。

弗若斯特沙利文与病痛挑战基金联合发布的《中国罕见病行业趋势观察报告》显示，中国明确注明罕见病适应症的药物有87种，涉及43种罕见病；截至年国家医保谈判后，已有58种药物纳入国家医保，覆盖29种罕见病截，仍有14种疾病的全部治疗药物未纳入医保，其中包括9种年治疗费用超50万元的高值药。

如何既保证企业巨大的研发投入得到补偿，又让药物可及，这已成为需要解决的现实难题。

事实上，除了药物研发，罕见病领域还有很多亟待破解的困境。

以诊断环节为例，由于罕见病种类繁多，临床表现复杂，至今全球都面临同样的误诊难题。

据统计，在美国，一名罕见病患者平均需要7.6年时间、经历8位医生、被误诊过2.3次才能确诊。研究罕见病近30年的浙大二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吴志英曾对媒体介绍，其甚至曾接诊过被误诊长达20年的患者。

“医院里面转了很多科室，医院、很多地方，从县里到市里、再到省里，最后到了北京，可能都不知道到底患了什么病”，这是王威东走访的实际观察。

“罕见病诊疗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从定义到发现、认定、发布、诊断、治疗、药品研发及供给、医疗保障等各方面中国现在都缺少法律的界定、约束和保障”，王威东表示，“如果各个环节互相割裂，很多问题就无法解决”。

王威东因此在议案中提出，罕见病诊疗及管理系统的立法已是势在必行，其主体内容应该覆盖从头到尾的各个环节，来推动罕见病诊治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从而减轻罕见病患者及家庭的精神和经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