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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

兰迪·希尔茨

故事是以时间为脉络呈现给大家的，在阅读过程中，你将知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和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是如何在美国发现并扩散的，从中你将看到影响艾滋病的大量时间及各种人物，尤其是政府部门、医疗及研究机构、同性恋组织、媒体中的个体。它在以大量事实刻画人类的懦弱、绝望、自私、贪婪的同时，也以精彩的细节呈现了人类在死亡危机时的勇气、进取、无私、悲悯。

艾滋病是如何发现的？

年，丹麦一名叫格雷特·拉斯克的女性淋巴系统功能紊乱，口腔出现酵母菌感染，葡萄球菌感染在血液中扩散，血清检测显示免疫系统异常，体内缺乏T细胞。

年，一位年轻的小提琴家感染了卡波西肉瘤，这位德国音乐家是同性恋，他的淋巴结好像在抵抗某种看不见的感染，肿的都快要炸了。

年，旧金山最大规模的游行——同性恋游行如期进行，数万人的游行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死神已在人潮中推搡着前进。然而，它的存在还尚未被察觉，这场游行中仅20~30名同性恋明显感到身体有莫名的不舒服，而这一小群人将在这一天成为未来和过去的连接点。

年，医院，一名36岁的病人喘着粗气拼命呼吸，抵抗着窒息感，他的手掌因缺氧呈淡蓝色，肺泡里充满了微小的原生生物，可以确定这个人的免疫系统一定是被什么东西摧毁了，这就是为什么肺囊虫会在他肺里安家，而且以惊人的速度繁殖，以致其大汗淋漓、呼吸困难。床脚的单子上将他的病例列为无法归类：不能确定。

年，美国疾控中心技术员桑德拉·福特在审查戊烷脒申请表时发现问题，因为她知道只有人的自然免疫系统降到最低时才会得肺囊虫病。10天里，她收到了第二次申请戊烷脒用于两位未知原因的肺囊虫患者的治疗，且这两个病人就是第一次申请表上提到的那两个人。不安让她将此事上报给了她的上司，通过这种方式，疾控中心这位认真谨慎的GS-7药物技术人员向联邦政府发出了新疫情的警示。

年，美国疾控中心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表了关于这种传染病的第一份报告，是基于迈克尔·戈特利和乔尔·魏斯曼医生过去几个月在洛杉矶看过的肺囊虫病例而完成，但该病仅被写成“洛杉矶·肺囊虫肺炎”。

年，这场疫病已命中个美国人，其中人已去世。在美国的这个病例中，有人是同性恋或双性恋男子。截止目前时间，该病已蔓延至19个州，7个国家。

这时，一位大神级别的人物就登场啦！弗朗西斯一听说肺囊虫肺炎和卡波西肉瘤患者的T淋巴细胞不明原因的枯竭，职业操守告诉他这些同性恋健康问题并不是由巨细胞病毒或者人们讨论过的其他常见病毒引起的，应该是某种新病毒，甚至是逆转录病毒。但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弗朗西斯的说法牵强附会，逆转录病毒是动物病毒，因为几乎所有逆转录病毒都和鸡、猪或猫的疾病有关，但弗朗西斯坚信自己的想法，认为这是一张可以通过性行为传播的新型病毒正在导致男同性恋的免疫缺陷。

流行病学家科伦更是以流行病学中的“冰山效应”解释了这种传染病，他认为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患者只是冰山的顶端，中间是淋巴结肿大的人，下面也许有一个已经感染但无临床症状的人群构成的巨大水库。

自报告肺囊虫肺炎和卡波西肉瘤病例一年多后，这个传染病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名字，最终，有人提议了这个名字：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AIDS）。（-，从发现该病到获得名字，用了7年的时间）

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

性传播

SexualTransmission

年，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布肺囊虫肺炎报告以后，全国各地的同性恋报纸大都没有将其放在头版，觉得这充其量不过是医学怪谈，很可能是被科研机构和媒体的恐同人士夸大了。但与此同时，同性恋报纸又将肺囊虫肺炎这个复杂的术语开天辟地地简化成了适合用作新闻标题的词——“同性恋肺炎”。

随后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开展了一项1:4的病例对照研究，为每位病人都选择了4个对照人。一个是年龄、背景有可比性的异地恋；一个是从性病诊所找来的男同性恋，其性生活相对活跃，性行为模式与病人相符；一个是从私人诊所找来的男同性恋；一个是病人的朋友，但没有与病人发生过性关系。塞尔玛·德里兹医生从收集上来的数据得出结论：这种同性恋癌症具有传染性，是通过性行为传染的。

母婴传播

Mother-to-childTransmition

年末，作为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过敏与免疫科的主任的鲁宾斯坦发现，一些在布朗克斯底层社区长大的孩子所遭遇的“免疫缺陷”与曼哈顿时尚社区的时髦同性恋备受困扰的问题一样，一个孩子的母亲是成千上万的吸毒者之一，淋巴结肿大，持续轻微感染，有明显的的免疫缺陷迹象。现在，她的孩子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他认为不管同性恋的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因何而起，现在这种疫病也开始在吸毒者中蔓延，而最悲惨的是他们的孩子也未能幸免。

年12月，鲁宾斯坦写了一份摘要，准备在美国儿科学会会议上发言。他认为全社会需要采取强硬措施，不仅因为男同性恋中出现了新型传染病，也因为那些吸毒者有可能把疾病传给了下一代。他那篇关于婴儿罹患疫病的文章，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放了6个月后被退了回来，理由很明确，这些婴儿得的肯定不是同性恋才会得的艾滋病。在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实验室里，鲁宾斯坦焦虑万分，根据艾滋病新病例的预测，显然更多的病婴将被受感染的母亲带到这个世界，这样的母亲有很多会死去。那么，谁来照顾这些婴儿？对于这批生下来就可能死于这种可怕疾病的人，社会将如何应对？

血液传播

BloodTransmission

这里，我们不得不说回那个大神级别的人物弗朗西斯了。多年来在第三世界从事消灭流行病工作，教会了他对付心肌病的方法：1.找到传染源；2.围堵；3.确保其不再扩散。他想，如果这种疾病像肝炎一样传播，那么他肯定会在输血中出现。

第八因子是由数千名献血者的血液浓缩而成的一种凝血制剂，一旦注入血液，血友病患者的血液便有了能自行凝结的必要成分，这一发现使血友病患者的寿命有望与正常人一样。布鲁斯·伊瓦特关心血友病病人，可是他在年初接到一个来自佛罗里达的电话后深感不安：迈阿密的一位医生确信第八因子导致了他的一个病人死亡。这位老年血友病患者几个月前因肺囊虫病去世。

他深知制备第八因子过程中的过滤程序会阻止细菌和原生动物的传播，当然，只有较小的微生物——病毒，可以躲过过滤程序，后续的流行病学试验也证实了他的猜想。疾控中心希望通过血液传播的新证据能刺激血液制品行业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自愿献血者血库和经营性血液制品商能尽快采取行动，杜绝血液污染，但是，从应对疫病的政治层面来看，科学并不是最重要的。

小结

截止到目前，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引起重视，并且该疾病的传播速度比官方宣布的要快得多。科学尚未尽其所能，新信息还未被公正对待，适当的调查研究也没有系统长期地开展起来，在坚持真理的一小群科学家中，对这种疾病的研究还在进行，他们发现：他们要对抗的不仅是一种难缠的疾病，还有冷漠的科学界、政府、大众媒体、公共卫生官员以及涉及到同性恋权益的同性恋组织等。

病毒的分离

布伦和克拉兹曼得出了这样的思路：鉴于淋巴疾病似乎是艾滋病的早期症状，所以最好在病毒仍在增殖时便想办法找到他，而不是等病毒杀死大量T-4细胞后再去找。11月，加罗的实验室已在艾滋病患者受感染的淋巴细胞中找到了逆转录酶的证据，他认为这个病毒是他在年发现的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家族的第三种变种，因此他称之为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弗朗西把电子显微照片带到欧洲，从而证实淋巴相关病毒和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并没有关联。

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Montagnier从男性同性恋患者的淋巴结中分离到一株新反转录病毒，命名为淋巴腺病相关病毒（LymphadenopathyAssociatedVirus,LAV）。同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Gallo从一名AIDS病人的活体组织中分离到反转录病毒，命名为嗜人T淋巴细胞Ⅲ型病毒（humanT-celllymphotropicvirustype3,HTLV-Ⅲ）,同年美国加州大学levy等也宣告分离到这种病毒，称艾滋病相关病毒（AIDSrelatedvirustype3，HTLV-Ⅲ）。

年国际微生物学会及病毒分类学会将这些病毒统一命名为HIV。

小结

在病毒分离的过程中，科学家们需要时间开始测试抗病毒药物的艾滋病疗效，需要开展可广泛用的抗体测试，需要开始血液测试和严格的防控措施，在分离病毒的这场战争中，弗朗西斯发现：优秀的病毒学家正在避开艾滋病研究，以免陷入科学界政治斗争的泥沼。艾滋病研究已变得“和政治一样肮脏，科学所具有的全部乐趣和刺激荡然无存”。

疾控中心的挣扎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每年有40亿美元的经费给下属各研究机构，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国家癌症研究所，每年10亿美元的预算，而疾控中心被认为只是扑杀疫情的突击部队，研究的经费仅为国家癌症中心的三分之一。

有限的科研经费让杰·列维医生为如何遵守安全规定而一筹莫展，由于政府削减经费，再加上科学界认为肿瘤病毒研究已经过时，列维实验室和全国各地的人类肿瘤病毒实验室一样举步维艰。他的很多同行已经离开了专业医学研究领域，转而在民营制药公司找到了更可靠的饭碗；还有人彻底放弃了科研。列维知道，由于经费短缺，几年内美国将面临严重的逆转录病毒学家短缺。

至于疾控中心，其在艾滋病研究上的投入约为万美元，而该机构的总预算为2.02亿美元。作为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知道：要证明一种病有传染性，必须以柯霍氏法则来论证。即需从一个动物身上获取传染因子，注入另一动物体内，后者生病后，再从其体内提取传染因子，注入第三个对象体内，而第三个对象也因此病例。这是证明一种病具有传染性的科学的方法。年，弗朗西斯性争取更过的经费用于实验室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研究；想对灵长类动物进行注射，看看能否追踪到病毒。

年，弗朗西斯的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研究大量致命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以及从艾滋病患者身上提取的大量组织。可是，他那老旧不堪的实验室并没有配备用于消毒试验器皿和一起的高压灭菌器，故技术人员只能将被污染的托盘和仪器送到走廊另一头的实验室进行清洗，由于担心病毒泄漏或艾滋病纯病毒通过污染的门把手传播，弗朗西斯折腾了4个月才争取到两个价值2.75美元的挂钩。弗朗西斯认为他近90%的时间都耗在了经费问题上，他和手下的科学家被迫在四楼走廊的桌子上做文书工作，而他们的实验室在地下二层。对于在疾控中心工作的人员来说，为政府工作所取得的回报是影响。虽然没有高薪，没有豪华的办公室或者政府科学家的优厚福利，但你可以有所作为。与此同时，爱德华·布兰特意识到公共卫生署上上下下都对艾滋病经费的事不满，但他无能为力。塞尔玛·德里兹即将退休，她把那本记录了艾滋病疫情最初几年的观察资料的笔记本留在了她工作的部门，她认为它属于这个部门。年夏天，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做出了政治正确之举，将笔记本塞进了碎纸机。

年在艾滋病统筹预算中，总统的预算案要求疾控中心在下一年削减30万美元的艾滋病研究经费，联邦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支出预计只增加20%，即从万美元增加到万美元，且目前为止，联邦政府未曾资助任何预防艾滋病的活动，也没有任何类似的协调计划应对这种疾病。

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前任主席斯坦·马特克说，里根政府的艾滋病政策就是命令卫生官员，“别再来要钱了，尽力用你们手头的全部资源美化政府就行”。共和党代表指责证人想“砸钱”解决艾滋病问题，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伯特·沃克说：“我们应该谨慎行事，尽量不要动不动就来要钱，搞得好像美元是神药似的。”

小编本科专业是预防医学，虽然是被调剂的专业，但是小编依然爱上了这个“上医治未病”的专业，成为了传说中的“公卫人”。在我们这个行业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这样看来我们管的可真是不少呢！在疾控中心实习的时候，小编就被疾控中心老师们的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打动了，他们真的是怀着一颗为国效力的心在尽心尽力的工作，不辞辛苦的去做疾病的监测和筛查工作，去学校做健康宣教的工作，去田间地头做“捕老鼠”检测鼠疫的工作等等。可是近些年来，疾控中心留不住人才的问题也越发严重，其实说到底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跟疾控待遇有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真的很难满足现在的年轻人。但是小编想说，我身边的同学和老师们依然选择坚守在“公卫人”的行业领域中，为祖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倾洒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小编为他们感到自豪和骄傲。其实，在《十三邀》的一期节目中，历史学家许倬云这样说道：“现在世界全球性的问题就是人找不着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无所适从。我们人要找到归宿，要找理想境界，所有的追寻、理想、义气和欲望到了最后，都是虚空。”所以，我们年轻人一定要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有自己对未来的期许和规划，小编愿与你们一起成长哦。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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